2021年春天十大股票配资平台，甘肃武威的一处工地上，考古队员在黄沙间缓缓刷开一块青砖，人群立刻围拢过来。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会不会又是一座吐谷浑王墓？”语气里既有期待，也带着几分敬畏。短短几十年间，这片看似普通的丘陵地带，接连“挖”出了唐代吐谷浑王族的大型墓葬群，让史书里一度显得有些模糊的吐谷浑，再一次变得具体、清晰，甚至带出不少意外的“惊喜”。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吐谷浑只是唐朝边疆上的一个麻烦制造者：时不时南下劫掠，惹得大唐名将亲自出马，最后被打服，成为属国。但从墓葬里出土的大量文物看，这个曾多次侵扰大唐的西北政权，并非只是战马与弯刀那么简单。更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那些静静躺在地下的王族墓葬，恰恰记录了吐谷浑从东迁、西进，到臣属、灭亡的全过程，把一段三百多年的边疆史，补得格外扎实。
一、从鲜卑分支到西北强国
追溯吐谷浑的源头，时间要拉回到西晋以前。吐谷浑本来并不是一个国号，而是一个人的名字。《晋书》中记载得很直白：吐谷浑是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是慕容廆的哥哥，只是出身不高，分到的部众和财产都不算多。在鲜卑内部，他并不起眼。
家族内部的矛盾，往往是历史转折的起点。因为牧场问题，吐谷浑和弟弟慕容廆闹翻，话说得很重：“当去汝于万里之外！”说完，不再犹豫，便带着手里那一千七百多户部众，决意远走。按照《北史》的记载，当族中老人前来劝止，他甚至把去留寄托在一匹马身上：如果马往东，就回头；如果向西，就一走不返。结果那匹马悲鸣两声，调转方向，毅然西去。这样的情节，稍微带点戏剧性，却很符合当时的游牧习俗与性格。
吐谷浑率众一路向西，先到了阴山一带。后来西晋爆发“永嘉之乱”，中原战火四起，他抓住机会继续南迁，占据了陇西一线原羌、氐部族的地盘。地盘是拿到了，麻烦也接踵而至，与当地羌、氐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他的儿子吐延被羌人刺杀。不得不说，这段过程相当艰难，几乎每迈出一步，都伴着血与火。
吐延死后，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接过权柄。经过两代人的辗转积累，叶延手里既有部众，又有地盘，西北局势也给了他空间。此时，他做出一个关键决定：以祖父之名为国号，正式建立吐谷浑政权。《通典》里那句“至其孙叶延，遂为强国”，其实话不多，却点出了一个事实——这个从鲜卑内部裂出的分支，已经在西北站稳了脚跟。
叶延在位时期，吐谷浑势力范围一度深入今青海、甘肃一带，南缘可抵四川地区，既控制牧场，又握有交通要道。试想一下，在五胡十六国纷乱登场的年代，中原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吐谷浑凭借地理位置和机动的骑兵，时而与强国交好，时而出兵试探。它既不算大一统的主角，却绝不只是背景板，而是西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落子。
值得一提的是，吐谷浑的延续时间并不短，从叶延奠基到最后灭亡，大约延续了三百五十年左右。在以短命政权居多的北方草原与西北地区，这样的寿命已经相当可观。这也从侧面印证，当年吐谷浑“远遁西方”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步走对了方向的远征。
二、与隋唐的冲撞与臣服
时间推进到隋朝初年，吐谷浑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正史之中。隋文帝建立大一统之后，需要整顿边防，而吐谷浑恰好盘踞在西北交通要地，不时南下侵掠。隋文帝、隋炀帝都曾派大军征讨，短期内压制了吐谷浑的攻势，但隋朝自身的问题没有解决，二世而亡，中原再次陷入群雄并起的局面。对吐谷浑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缓过气来的机会。
等到李渊在长安称帝，唐朝刚刚立国，西北形势依旧复杂。吐谷浑认清局势，在一边试探，一边出击。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太宗贞观六年，史书统计吐谷浑侵犯唐境多达二十余次，涉及兰、凉、岷等十一州。对当时的大唐而言，这绝对算是一个难以忽视的边疆隐患。
唐太宗性格中有一股强烈的边防意识，既要稳定内部，也要清理外患。贞观八年，吐谷浑再次南下劫掠，引发朝廷震怒。唐太宗先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出兵，吐谷浑首领伏允见势不妙，选择弃地远遁，暂时躲过一劫。偏偏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久又派兵骚扰凉州，相当于把火又添了一把。
这一回，朝廷的反应更为坚决。贞观九年冬，李世民下诏，严厉指责吐谷浑年年“剽掠边鄙”，强调要亲自出兵，荡平巢穴。紧接着，名将李靖奉命统帅大军西征。第二年，侯君集、李道宗等人分路出击，把这场战争推向高潮。李靖此时年过花甲，却依旧在马背上布阵行军，他和其他几位将领联手，对吐谷浑形成夹击之势。
战事发展在预料之中，又带些必然：吐谷浑在多路重压之下，节节败退，伏允再次带着部众向更偏远地区逃窜。最终，他在无路可退的境况中自缢身死，其子伏顺选择归附唐朝，被封为可汗和西平郡王。吐谷浑从此成为大唐的属国，从一个数次犯边的强硬邻居，转而变成一个相对顺服的附庸。
有意思的是，军事压力之下，政治与亲属关系迅速跟上。贞观十三年，为进一步稳固西北，唐朝将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见当时唐廷对这一地区仍然十分重视。吐谷浑也开始按时入朝贡献，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和亲、朝贡的状态，战事明显减少。
然而边疆格局并不会因此定型。就在吐谷浑向唐朝俯首的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势力迅速膨胀。到了唐高宗时期，吐蕃与吐谷浑之间在地盘、牧场和交通线上不断摩擦。663年，也就是龙朔三年，吐蕃赞普禄东赞率军大举进攻吐谷浑，后者在连年消耗之下明显不支，抵抗无力。最终，这个曾经与唐军鏖战的西北政权，在夹击中走向终结，残部流散，其国祚在大约三百五十年后画上句号。
唐朝曾有意扶持吐谷浑遗民重建势力，但局势已变。一边是实力日益增长的吐蕃，一边是大唐自身也有新的边疆压力，吐谷浑再难恢复往日景象，只能作为史书上的一段记载，慢慢淡出视线。
三、王族墓群的发现与考古“惊喜”
吐谷浑在政治版图上消失后，关于他们的记忆，主要被保存在史书寥寥数页和一些民族传说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甘肃武威一带陆续发现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这个名字才在考古领域重新活跃起来。
最先引人关注的，是弘化公主及其长子慕容忠的墓葬所在地，也就是今天青咀—喇嘛湾一带，被称为阳晖谷陵区。弘化公主身份不算简单，她是唐朝嫁给吐谷浑的第一位公主。关于她究竟是不是唐太宗亲生女儿，史料中确实存在分歧：一方面墓志称其为“太宗武圣皇帝之女”，另一方面，又有宗室李道明“坐泄主非太宗女”的记录。不过，即便存在这种争议，有一点还是比较明确的——弘化公主应当出自李唐宗室，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她代表的是唐廷与吐谷浑间稳固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弘化公主远嫁吐谷浑，长居西北一隅，直到武则天圣历元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在那个交通艰难、环境严酷的年代，这样的寿命并不常见，也从侧面说明她在吐谷浑内部的地位较为稳固。她在吐谷浑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慕容智。很多年后，一块刻着“大周故慕容府君志”的墓志，在武威附近的墓室中被发现，经考证，这位“慕容府君”，就是弘化公主与吐谷浑王族所生的儿子慕容智。
和弘化公主的墓地有所不同，慕容智的墓，位于她墓地西南大约十五公里处的大可汉陵区，也就是今日岔山村附近。据发掘情况看，这里不仅有慕容智的墓葬，还分布着其父慕容诺曷钵的陵墓。再往北走，在长岭—马场滩一带，又有以党氏墓为代表的“白杨山陵区”。几个陵区彼此呼应、彼此间隔，却又明显同属一个核心势力圈，从青咀湾到慕容智墓，铺展开来是一条规模庞大的王族坟茔带。
在这个墓葬群中，慕容智墓显得尤为重要。原因很简单，它罕见地逃过了大规模盗掘，墓室结构完整，随葬品保存良好。对考古研究而言，这几乎可以用“幸运”来形容。整座墓室以方形为主，中轴分明，砖砌结构规整，完全符合唐代中上层人物墓葬的基本规范，又加入了一些地方与民族特色。
更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文物的种类和质量。墓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金银器、漆木器、木俑和丝织品，其中不少已被确认填补了国内研究的多项空白。例如，墓室中出土的白葡萄酒，经检测和比对，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年代最早、保存状态又相对可观的葡萄酒样本之一。这一发现，让很多关于唐及其前后酿酒工艺的推测，多了实物依据，不再只是文字记载。
再比如那张木制胡床。胡床在古籍中出现并不罕见，经常与游牧生活、军旅行止联系在一起，但真正完整的实物一直难觅。慕容智墓中出土的胡床，不仅构件齐整，结构也显示出相当成熟的工艺水准，被认为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张木制胡床。它的存在，让人更直观地看到当时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的融合：既便于折叠携行，又符合唐代中上层对坐具礼仪的要求。
除此之外，墓中保存下来的唐代铠甲、纺织品，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前，唐代铠甲多见于壁画、雕塑形象，实物极少。慕容智墓里的铠甲，不仅材质与结构清晰可辨，还能看到具体的缀联方式，对研究唐军武备极有价值。纺织品方面，图案与织造工艺，既表现出唐朝的审美风格，又隐约带有草原民族的取向，二者叠加，反映出王族生活中那种“唐风与胡韵并存”的状态。
有一个细节也颇值得玩味——在这次墓葬发掘之前，国内一直没有实物唐代毛笔的确凿案例。慕容智墓中出土的毛笔，为这一空白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对熟悉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毛笔不仅是书写工具，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吐谷浑王族墓中出现唐代毛笔，说明这个西北政权的上层，在文化生活上与大唐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并不只是走过场地接受册封与赐物。
从整体上看，这批王族墓葬内的随葬品，明显带有三重印记：中原大唐的制度和器物形态，吐谷浑自身的王族传统，以及北方草原体系的习惯与审美。三者以一种看似自然的方式揉合在一起，既不单一，也不杂乱，反而构成一种独特的边疆文化风貌。
四、墓葬背后的边疆世界
如果只从战争角度去看吐谷浑，容易把它简单理解为“多次犯唐，被大唐驯服”的对手。而王族墓葬群提供的信息，明显比战报要丰富得多。一个曾经敢于在隋唐边境频频出手的政权，内部同样有着相对成熟的礼制观念、财富积累和审美追求。这种“另一面”，往往容易被忽略。
从时间上对照，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重叠：吐谷浑在政治上逐渐臣属于唐，军事行动锐减的同时，王族墓葬的形制逐渐向唐制靠拢。地上，是藩属与宗主之间的册封、朝贡、和亲；地下，则是墓室结构、随葬礼制、器物风格一步步贴近长安的主流模式。这种同步推进，带有一种无声的说服力。
毫无疑问，吐谷浑在大局上最终失去了独立地位，而且在与吐蕃的剧烈冲突后彻底灭亡。遗憾的是，如果只看结局，很容易把整个过程简单理解成“弱者必然被强者吞并”。而从墓葬群反馈出的细节来看，吐谷浑并不是被动地被时代裹挟，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动参与了西北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与政治互动。
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角色。吐谷浑占据河西—青海一带，是中原通往西域以及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沿着这条路，既有商旅和僧侣，也有军队和使节。吐谷浑王族墓中的器物组合中，不仅有唐风浓郁的金银器与丝织品，也隐约透露出来自西域及更西方向的风格因素。这说明，当时的边疆并不是封闭地带，而是一条多元文明交汇的带状地带。
有些细节看似琐碎，却非常能说明问题。比如，墓葬中既有体现牧业传统的马具，也有体现农耕文明审美的精细纹样器物；既有适合行猎、迁徙的胡床，也有符合唐代礼制的摆件。这种“二合一”的生活方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在数代人的选择中慢慢累积。吐谷浑的王族，既要保持对本民族传统的认同，又要接纳来自宗主国和周边各族的文化压力与诱惑。这种心理与行为上的平衡，从墓葬里能看到不少痕迹。
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堪称一份立体的“档案”。纸面上的史书，记录的是政权更迭、战役胜负、册封与和亲；而地下留下的，则是衣食住行、器物制作、宗教信仰和礼仪规范。二者相互印证，才能把吐谷浑在西北历史舞台上的真实面貌勾勒得更完整一些。
对于关注边疆史和民族融合史的人来说，武威一带的这些墓葬，意义已远不止“考古新发现”这几个字可以概括。它们让人看到，在漫长的历史时间轴上，多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征服与被征服那么简单，更多时候是一种反复博弈后的妥协、接纳与改变。吐谷浑多次侵扰大唐，也多次向大唐称臣；战马与嫁衣并存，战场与墓室同在。这种复杂性，恰恰是那段边疆历史最真实的一部分。
如今，当王族墓一次次被发现、清理、研究，吐谷浑这个曾经在风沙中驰骋的名字，也不再只是书页上的几个字，而是带着具体的年龄、具体的面孔、具体的器物，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文献和遗址相互照应，那些早已消散的马蹄声和战鼓声十大股票配资平台，虽不可闻，却已经在青砖和器物之间留下了足够清晰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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